中国制造业应该向何处大转移

另一方面，国内很多领域在需求上的扩张，已可保证相应行业实现最优化的规模经济。例如，城市购买力足以支撑一个规模庞大的房地产市场。

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已经进入起飞阶段，城市化水平约为43%。通过农村与城市间的人口流动，这一水平可以在25年中达到75%。届时，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较之城市人口将明显老化，且数量相对于城市进一步自然萎缩，城市化进程接近完成。城市人口规模会由今天的5.6亿翻一番。假定城市人口平均住房需求为20平方米，这就意味着新增住宅市场需求为112亿平方米。而现有城市人口对住房条件升级的要求，可能又会产生50亿平方米的需求。依此算来，20年到25年中，每年会产生6.5亿到8.2亿平方米的住宅需求。

住房市场增长的规模并不惊人，目前房地产的开发规模已经基本可以满足上述持续性的需求。价值红利的故事并非来自房地产业，而源自城市扩张给其他经济活动带来的规模效应。随着城市的发展，只要基础设施特别是轨道交通网络也相应发展，经济就会变得更有效率。更多的城市人口有助于实现更深入的劳动分工。由于规模效应，世界上的特大型城市人均收入大多比该国平均水平高50%-100%。随着中国出现越来越多的特大型城市，人们会从这一规模效应中获利更多。

这种城市扩张带来的高效率，可以在很多意想不到的地方表现出来。比如，送货上门服务在小城市可能难以为继，但在大城市就成为赚钱的行业。

城市化是提高国内需求效率最关键的因素。收入增长和规模经济带来的消费升级是另一个重要因素。白领阶层的壮大，支持了高附加值的国内产品和服务业的崛起。例如，职业装是一个巨大且快速增长的市场，其附加值比一般服装、鞋帽要高得多。很多此类产品都具备在全国范围内优化的条件。

轻工业应向内陆转移

生产率提高对中国应对人民币升值影响十分有利。但它对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却无能为力。日本和韩国重工业起飞时，劳动力市场接近充分就业。因此，向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转型对他们有益无害。但是，中国还远未达到充分就业状态，向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转型，会削弱处于社会底层的非技术劳动力的议价能力。而实际汇率的上升，也提高了人民币对外国产品的购买力，这对高收入群体有利。因此，这样的转换目前可能导致中国的不平等加剧。

所以，中国应当尽最大努力保护其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一个好的出路是，把这些行业转移到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这样的内陆省份。内陆省份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依然低廉，其生产成本可以和印尼和越南相抗衡。如果在国内有出路的话，很多广东企业还是不愿意迁到东南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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