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克勤：艺术的“度”与情感的“度”

董：任何创新都是传统的土壤里长出的新芽，完全丢弃传统就是失去土壤。应该批判地继承传统，在此基础上创新。新生代和某些趋时附尚的理论家认为“新诗在诞生时，就没解决好语言问题”，“二十世纪中国诗歌最大的问题仍然是语言和形式问题”，这是极端错误的，这样的言论正在把中国诗歌引向死地。语言（即形式）和内容是对立的统一，如此斩钉截铁的割裂分明，是不妥当的。文学史表明，我国很多历史时期，总有些贵族文人，将文学从中、下层人民手中抢过来，进行“形式和辞藻”的玩弄，把文学推向形式主义的深渊。例如齐梁时期、唐初前五十年、西晋末等都出现了这种现象。我国新诗也逃不脱这种历史的遗传痼癖和宿命，今天果然有人从“形式和辞藻”上下手了。我认为，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以至更多的世纪，中国诗歌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形式和内容的对立统一问题，即内容和形式如何实现完善地统一的问题。

当今，我国诗歌在错误理论的导向下，正快速走向形式主义的死地，许多所谓的好诗，实际是一堆五颜六色的空果汁盒。

黄：这一点我也有同感。我不主张诗歌太过注重语言而忽略内容。语言只是披在身上的马甲，当然得穿，但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身体的干净整洁。从这点来分析，语言还只是诗歌的外在美，诗的本质内容才是诗歌的内在美，两者缺一不可，但两者又有主次之分。无论是朦胧诗，后现代，还是口语诗，都有它特定历史下存在的原因和价值，也具有它或新颖或浓重的特点，比起传统新诗来，在手法、表现方式和诗的发现力等方面上有很大的进步。它的不受欢迎，我觉得并不是因为手法不行，而是太注重了手法而忽略了内容。所以您提出的吸收各方面的优点，批判地继承传统，我觉得很有针对性。

作为艺术，诗歌当然要有“深度”，要进步，但这“深度”和进步不能用语言来打造，还得靠内容，靠作品的本质内涵，靠艺术的创造力。古诗之所以一直让人一吟再吟，主要是它们基本做到了通俗易懂，随时都可以按照它的韵律口占一绝。令人遗憾的是，现在的诗能够口占一绝的很少了，诗人往往不是触景生情写诗，而是关起门来写诗，像雕刻一样雕琢语言，刻意地在语言上下功夫，这种方式无异于凭空造诗。

主张诗歌的人民性，我的理解为一种是把握好诗歌作为艺术的“度”，不要太深邃或者太直白一种是处理好作品与大众的关系，建立作品与大众沟通的桥梁。

董：诗的人民性，并非包含所有的人都懂诗的意思。鲁迅先生的作品有人民性，老百姓就看不懂他的文章。诗的人民性主要是指诗的内容。人民性、人道主义历来是好诗好文章的重要标准。要写出人民性的诗，诗人必须是人民中的一员。贵族诗人必须热爱、同情人民，与人民息息相关。“诗的私人化写作”这概念的提出也不妥。诗人必须是无数善良人民良心的集合，诗人必须从无数人的口语里找出诗的句子，诗人和人民必须保持广泛、经常的联系。《诗经》的写作，《荷马史诗》的写作，《三国演义》、《水浒》的写作都不是“私人化”的，而是私人和群众一起创作的。“私人化”写作者的作品的读者，也一定是“私人”----一个人，因为既然是“私人化”就与其他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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