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竞争政策抵制反倾销的策略运用

美国政府这种带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反倾销立法，不仅造成其与其他国家贸易冲突的加剧，同样对美国经济和国内消费者带来损害。于是1974年，美国贸易法才对旧的反倾销法进行了重大修改，以国际贸易委员会取代美国关税委员会负责确定损害及处理相关事宜，增加对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和跨国公司等当事方的听证程序问题的规定，允许对“倾销价格”的裁定提出司法审查等。1979年，应gatt“东京回合”修正的新《反倾销协议》的要求，美国国会制定了《1979年贸易协定法》，其中第一篇即为反倾销法。该法中将征收反倾销税的标准之一由“损害”改为“重大损害”或“实质性损害”，同时规定达到实质损害应考虑的因素增加规定反倾销调查程序各个阶段和时限的内容，缩短调查期间。此后，经过1984年通过的《贸易和关税法》、1988年的《综合贸易与竞争法》以及为了实施乌拉圭回合《反倾销协议》，1995年对反倾销法原来的一些条款作了部分修改。尽管美国的反倾销法经过数度修订，逐步发展并基本上符合wto《反倾销协议》，但就其实施来看，不仅与gatt和wto所一贯提倡的公平竞争原则差距明显，而且与其本国竞争政策存在冲突。

美国是实行竞争法的国家，把反托拉斯法称为“自由企业的大宪章”。其竞争法以国会在1890年通过了《谢尔曼法》，以及此后颁布的《克莱顿法》（1914）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1914）为主干，以前述三部法律的具体化的《鲁宾逊-帕特曼法》、《惠勒-李法》以及《韦伯出口法》、《赛勒-克福弗反对合并法》为补充，加之大量在实践中形成的判例，共同构成了美国竞争竞争法律体系。

这些竞争法律制度始终倡导自由竞争，把任何在州际和对外贸易中合谋限制价格竞争的行为作为规范的重点。如《克莱顿法》对“由于合法销售商品的级别、质量或数量不同而造成的价格歧视……，对由销售成本或运输方面的差异而允许的区别待遇”从来不认为是违法行为。

美国的经济学界和法学界同样认为，反倾销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如果运用过当，就会产生反竞争的效果，对整个社会的福利带来负面影响。以钢材为例，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分析统计，在过去30年间，美国由于对钢材采取了征收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保障措施等一系列的进口限制措施，使其国内钢材消费企业额外负担了高达1200亿美元的费用。美国审理反倾销案的国际贸易委员会委员布兰斯丹的高级经济顾问安德森，曾专门撰文公布了数起经过经济分析的典型案例，用以表明反倾销运用不当，对美国经济总体和消费者造成的损害。如1991年美国对从挪威进口的马哈鱼裁定征收反倾销税，造成的后果是，美国的相同行业每增收1美元，消费者要多付23-27美元，这对美国的经济也相应地造成了不小的损害。美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在2002年4月美国国会的一次听证会上，也强烈抨击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的反倾销制度，他认为：“滥用反倾销手段，正是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重要标志”。由此可见，对处理经济问题的反倾销这种法律规则，要看其实质内容是否合理，也要靠科学的经济理论来鉴别。任何违反市场竞争规则、有损经济健康发展的行为都是应予谴责和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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